慕容雪村《说谎的女人不会死》(已太监)

说谎的女人不会死

文/慕容雪村

(一)

  每天深夜,女人都会到我们店里吃一碗6块钱的牛肉面。女人很黑,看不出多大年纪,也算不上漂亮,眉毛又粗又黑,嘴也挺大,很野的样子,唯独一双眼睛漂亮,是那种最标准的桃花眼,水汪汪的,天生带三分泪意,不笑的时候很忧郁,笑起来十分灿烂,还有点令人心动的妩媚,不过按相书所说,此种眼睛桃花犯命,情事多厄,注定一生为爱受苦。
  那是1994年的仲夏,雨季刚来,终日飘着绵密的细雨,城市里有一股淡淡的忧愁的酸味。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,平时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当文员,周末和晚上到林记茶餐厅打杂,这餐厅就在我楼下,每天管一顿饭,一个月350块钱。我是农村出来的,家里比较困难,从小就比较懂事,不乱花钱,也没交过女朋友,22岁了还是童男子。餐厅里的女服务员都喜欢逗我,尤其是四川来的阿桂,没事就把我叫到小库房,说是要让我见识一下什么叫女人,在我身上到处乱摸,有一次摸得她自己着火了,一把就将裙子撩了起来,露着两条雪白丰满的大腿,我差点噎死,看也没敢看,推开门就往外跑,正好遇见端汤的燕子,两人躲闪不及,砰得撞了个满怀,弄得满身都是鸡骨草煲生鱼。

  晚上店里没什么人,老板也不在,服务员就聚在一起闲聊,一条裙子可以说三天,一个双眼皮能讲上半个月,我插不上话,就拿本英汉辞典瞎翻,有时也会跟东北来的燕子聊两句,那时燕子只有17岁,身材极好,个子也高,有1米72,就是五官差了点。17岁的燕子自视极高,总觉得端盘子不是自己的宿命,一心想去当模特,天天在店里练习猫步,不管手上端着白灼青菜,还是上汤时蔬。有时练得头昏了,就把菜汤洒到客人脖梗子里。后来想想,很多事从那时就已经定了,17岁的燕子梦想当模特,最后果然就当上了模特,抽外烟、喝洋酒、在乳沟里纹格瓦拉、每隔半年打一次胎;22岁的我一心考研,最后果然也考上了,穿西装、进外企、一口一个OK、娶个老婆叫维多利亚,生个儿子都叫碧咸。2005年的一天深夜,早已红遍全国的名模燕子给我打电话,说阿源,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啊?那时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,随口回答:“咳,生活,不一直都是这样吗?”燕子沉默了半天,突然大哭起来,声如狼嚎,听着格外惊人。接着就听说她割脉自杀了。这事让我难过了很久,始终在想:既然她都要死了,为什么还要哭?还哭得那么伤心?
  那个夏天老是下雨,洗的衣服总是不干,床单也是湿的,散发着年代久远的蛀牙味,连做梦都很沮丧。夜班人很少,几盏灯昏昏地照着,每个人面孔都很模糊。我翻翻辞典,端端盘子,在店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,常常会觉得时间停了,雨一直在下,我的22岁永远也过不完。所以我学会了叹气,从那时一直叹到现在,考上研究生叹一声,结婚叹一声,孩子出世再叹一声,这些叹息潮湿如烟,浑不可解,使我的一生都淋湿在22岁那场缠绵的、永不停歇的细雨之中。
  那个女人每天都来,有时一个人,有时还带个男人。这些男人都不怎么年轻,表情中有点见惯世事的沧桑,他们什么都不吃,只是静静地听那个女人说话,说她的家庭、她的爱情、她的一切,听完了轻轻一笑,不置可否,显得异常高深。接着两个人相随出门,女人在前,男人在后,用那种老年人特有的速度,一步一停,慢慢地消失在细雨蒙蒙的小巷尽头。
  谁都不知道这女人是干什么的。有时服务员围座闲聊,说起来都称之为“那种女人”,我那时还个是童男子,世事不通,只知道“那种女人”不是好人,但究竟怎么不好,也是迷迷糊糊的不知其详。不过在心里,我始终对她怀有好感,因为她进门时总是对我笑一笑,付帐出门时再笑一笑,笑得很浅,却十分灿烂,令人心里一暖。细雨绵绵的夏夜,每个童男子都需要这样的笑容。朋友们都说我不会欣赏女人,看人只看眼,十足是个农民。我承认自己农民,却始终坚信:一双眼睛所告诉你的,远比一对丰乳、一具肥臀要多得多。
  那天陈黑子和那女人打了起来。陈黑子是厨房炒菜的大师傅,长得又黑又丑,谁都怀疑他有非洲血统。此人月薪1800元,还管吃管住,这在1994年不算低了,可他还是每月都花得净光,有时甚至要跟我借钱。他不娶老婆,也不交女朋友,一发了工资就出去嫖,而且上厕所从来不洗手,摸过下身摸菜刀,揩完屁股端马勺,所以我对他的菜一直心怀警惕,总以为吃了会长大疮。
  那天女人午夜才来,一坐下就低头啃指甲,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几个服务员都在撇嘴,其实她们的指甲也不好看。没过几分钟,陈黑子哼着小曲儿走了出来,亲自给女人端面,还自作主张地送了几碟小菜,有鱼蛋、豆腐乳,还有油炸花生,几个服务员在一旁不怀好意地窃笑。陈黑子早有准备,把菜和面放在桌上,贼眉鼠眼地问女人:“今天没生意?”女人说:“什么?”陈黑子咧嘴一笑,把几碟小菜都推过去,说吃吧吃吧,这是我送的。女人冷冷地看他一眼,说不用,我吃面就行了。几个服务员一下笑出声来,陈黑子十分尴尬,低声说了句什么,女人摇摇头。陈黑子不死心,凑到女人眼前又咕哝了半天,一副急猴猴的样子,女人开始还在摇头,听到后来,腾地站了起来,眉毛倒竖,双眼圆睁,一碗砸在陈黑子头上,所有人都惊呆了,纷纷围过去参观,在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中,只见陈黑子一身挂面,满脸浓汤,一缕鲜血缓缓从头上流出,旁边有一块他亲手卤好的牛肉,老汤慢火,鲜嫩浓香,正是林记茶餐厅的招牌。
  十年后,我又一次来到这城市,在小巷里转了半天,终于找到了林记茶餐厅,那时陈黑子还在,不过已经老了很多,一脸皱纹,头发都快掉光了。说起当年,陈黑子十分感慨,说还是你们好啊,年轻又有学问,走到哪都吃得开,再看看我,他妈的,十年前月薪1800,十年后还是1800。我笑笑,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女人,把一碗牛肉面全扣你头上那个?陈黑子大为诧异,说不可能吧,我怎么不记得?我当年多威风啊,对不对?谁他妈敢啊?我当年,黑道白道,对不对?我当年,那个……,对不对?
  现在我不再是童男子了,知道哪些事可以相信,哪些必须怀疑。在我看来,每个人的当年都充满玄机,我妻子说她爷爷是民族资本家,其实只是一个乡下铁匠;我说自己当过餐厅经理,其实只是一个跑堂的。至于陈黑子,虽然他给自己虚构了一个无比辉煌的当年,但我清楚,不管是在1994年,还是在2004年,他始终都是个炒菜的,工资不高,人缘很差,一生都没被人爱过。
  1994年的陈黑子满头是血,四脚乱跳,大声喝骂:“你他妈以为自己是谁,臭卖×的!装他妈正经,臭卖×的!”女人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。陈黑子骂了半天,底气越来越虚,忽然一头扎进厨房,抄起两把大刀,在女人身前的空气中狂劈不止,声称要废了她。当时我吓得要死,后来想想,一个大男人要废一个女人,其实用不着拿两把那么大的刀。女人显然是看透了,一直镇静地看着陈黑子练刀,还鼓励他:“来啊,王八蛋,来啊,王八蛋。”王八蛋练了一套又练一套,刀法精妙,天下无敌,就是劈不中靶子。最后还是燕子推我一把,说把他拉回来吧,看他那熊样,真他妈丢人,我都想揍他。结果我一拉,陈黑子就乖乖地进了厨房,还哭咧咧地让我帮他找红药水和纱布。
  这件事之后,女人还是天天来,有时一个人,有时带着男人,每天吃一碗6块钱的牛肉面,黑道枭雄陈黑某就天天往面里吐唾沫。女人吃唾沫牛肉面,啃指甲,一开口就讲自己的家事。茶餐厅就这么大点地方,每一句都飘到我耳朵里来,可一直到最后,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谁。
  有一次她说自己姓杨,她爸爸是厂长,妈妈是厂里的技术员。她从小多才多艺,会打桥牌,会织毛衣,还弹得一手好钢琴。20岁那年,她认识了一个高干子弟,此人又高又帅又风趣,从第一次见面,她就如痴如醉地爱上了他,四年里为他付出了一切:她的身体、她的健康、她的钱、以及她的生命,她为他花了20多万,为他打过几次胎,为他自杀过三次……四年后,这男人还是无情地抛弃了她,她哭,她闹,她下跪,她接着自杀,这男人无动于衷,他说:“你死吧,死了就好了,你死了我就会爱你。”所以女人疯了,一个人只身流浪,讨过饭,挨过打,受过欺负,被收容过两次……现在苦难都已成为过去,她独自居住在南方的小巷里,无欲无求,却感觉十分幸福。
  她讲了整整三个小时,然后问对面的男人:你信吗?
  男人打个哈欠,指指桌上的面碗:吃面吧,都凉了。
  还有一次她说自己姓舒,还特别强调:“s-h-u,舒服的舒。”这次她爸爸成了厅长,她妈倒很谦虚,一直呆在处级以下。干部子女都有点特权,所以她高中毕业就开始做生意,专门经营办公用品,往各级官府里卖凳子,很快就发了大财,后来公司越做越大,全中国的文具商都由她供货。其中有个叫张海潮的(我大学的上铺就叫张海潮,所以印象极深),牙好,胃口好,身体倍儿棒,信誉倍儿牛,拿了上千万的货都分文不欠,于是两个人就相爱了。
  200万的别墅,100万的车,五、六十万的欧洲家俱,她甚至把公司也交给张海潮打理。张海潮什么都好,就是不想结婚,总说以事业为重。她等了一年又一年,厅长爸爸都退休了,她还是个姑娘,忽然有一天,来了一个女人,这女人自称是张氏原配,和张海潮感情极深,相处极好,性生活极和谐,11岁的儿子可爱无比。她如雷轰顶,立马找张海潮,张海潮说对,我是有家庭,感情极深,相处极好,性生活极和谐,11岁的儿子可爱无比。她说那我呢,张海潮说我也爱你啊,爱你当厅长的爸爸,可惜退休了;爱你的钱,可惜都成我的了。
  “你知道我打了几年官司?”女人瞪着眼说,“整整三年!这王八蛋早有准备,偷着变更工商档案,变更出资人,你猜新的出资人是谁?他老婆!气死我了!第二天就告到法院,一审败诉,二审再败诉,到公安局报案,公司局说证据不足,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,算不上诈骗,所以不予立案,我……”
  男人打断她,说你那么大的老板,不会什么都没剩下吧?
  女人摊摊手,说真的没了,人财两空,人财两空啊。
  男人沉默起来,女人问:你信吗?
  男人打哈欠,说太晚了,我们走吧。
  另外一次她复姓上官,双名美云,这次她爸爸成了著名教授,她妈倒不再谦虚,一下当上了处长。她出身书香世家,从小品学兼优,15岁上高中,18岁上大学,刚进校门就入了党。毕业后分进银行,第三年就当了科长,一支笔动辄千万。男朋友是个博士,风度翩翩,学贯中西,而且是她家的世交。一切都很顺利,所有人都羡慕她,可她始终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。
  “我这辈子从来没决定过什么,一切都听父母的,大学是父母选的,专业是父母挑的,工作是父母介绍的,连男朋友都是父母指定的。可我老在想:我为什么要这么活?我到底要什么?可从来没人问过我,他们只是让我接受,好,我接受,金融管理我不喜欢,我接受;银行我不喜欢,我接受;男朋友我不喜欢,我还是接受;直到最后,他们逼我结婚,房子分了,戒指买了,婚纱试了,请柬发了,连结婚证都领了,就在结婚的前夜,我突然想:这不对,我不能这么活,我这辈子,总得决定点什么吧?于是我对父母说,我不结婚了,他们骂了我整整半夜,说我不懂事。给男朋友打电话,他劝我:结婚前人人都这样,慢慢就好了。可我就是睡不着,凌晨四点,我一下就想通了,偷偷跑出家门,连鞋都没穿,跑到火车站买了一张票,也不管是到哪的,一路坐到这里。现在我租房住,没人管我,打几天工就给自己放假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虽然没什么钱,没人认识我,也没人器重我,可一切都听自己的,多好啊,对不对?”
  对面的男人睡着了,仰靠在椅子上呼噜直响。所有人都看着她,女人自顾自地讲完,然后问对面的男人:“你信不信?”
 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,除了那个男人的呼噜,整座店堂鸦雀无声。
  女人说:“我就知道你会信,我从来不说谎,真的。”说完站起来就往外走,几个服务员在我背后小声嘟囔:“疯子!”话音未落,她砰地推开门走了回来,站在我面前严肃地问:“阿源,你信不信?”
  我的脸立刻烫了起来,想了半天,反问她:“你让我信什么啊?你每天说的……”
  她说:“今天的,就今天的。”
  我点点头说:“我信。”
  她大笑起来,拍了拍我的肩膀,说你真好,就你一个人信我。说完蹦蹦跳跳地走了出去,外面的雨正绵绵密密地飘着,她伞也不打,淋着雨,哼着歌,就那么蹦蹦跳跳地,像个七、八岁的小姑娘一样渐渐消失在小巷尽头。
  那是我们之间第一次正式交谈。一个月以后,她问我:“我能不能到你那里住一晚?我钥匙丢了。”
  我满脸涨红,一颗心怦怦乱跳,结结巴巴地说:“这个……,嗯,我那里,就一张床。”
  她笑了,说没关系啊,“一张床就一张床。”

  (二)
  陪老板在长江下游考察了整整一个月,见了无数大人物,有一个市长、七个区长、无数个主任,吃了成吨的生猛海鲜,喝的酒可以淹死一匹马,最后终于选定了新厂的厂址。我老板姓布朗,身高一米九四,看着傻高傻高的,心眼不太够用的样子,其实精明无比,一口标准的京片子,打麻将都不用眼睛看,手一摸就知道是哪张牌,酒量也好,两瓶五粮液下肚,还能进舞池跳探戈,手里摸着引资办女秘书的屁股,嘴里讲着小布什的黄段子,音乐合拍,脚步不乱,一派绅士风度。其实这些段子都是中国货,此人西学为体,中学为用,直接搁布什身上了。讲完黄段子,他就自称是布什的亲弟弟:“他叫布什,我叫布朗,我们都是‘布’字辈儿的。”那姑娘哈哈大笑,当晚就跟他进了房,我郁闷至极,看着那姑娘一扭一扭的背影,一直在想,不知道这算不算政府行为。如果能算,说明政府这玩艺儿也挺性感。
  第二天早餐时,布朗说他喜欢中国女人,因为中国女人有两大优点:第一个当然是皮肤柔滑;第二个是精神层面的:谦虚,不问不表态,问了也顺着男人的心思说,不像美国女人那么强悍傲慢,提上裤子就提醒你锻炼身体。
  我哈哈大笑,说我倒是喜欢白种女人,个子高,屁股大,飞个眼就跟你走,还不爱穿内衣,省了多少麻烦。虽然皮肤差点,但个个诚实,有什么说什么,不用背毛选就实事求是,从不说谎骗人。密斯特布朗连连摇头,说中国和美国不同,在美国,说谎是种罪恶,但在中国,一个人不说谎还怎么生存?况且汉语里的“说谎”至少有三个意思,第一个是开玩笑,比如某人自称布什之弟;第二个是善意的谎言,比如“你的病会好起来的”;这两个都是好的,只有第三种才是坏的:恶意骗人。布朗喝了口咖啡,突然问我:“Kevin ,你发现没有,很多人说谎不是为了骗你,只是骗他自己?”
  我忽然走神了,感觉这话是如此熟悉,可就是想不起是谁说的。在哪里?什么时候?这时窗外雨声淅沥,草树摇曳,天地蒙蒙,绵绵细雨无边洒落,让我霎那迷乱,似乎又回到了1994年,在南方,在小巷深处的餐厅里,我临窗而站,正面对着一场淋湿我一生的、永远不停的雨。
  那时我不是韦凯文,我叫韦开源,22岁,还是个童男子。

  1994年的林记茶餐厅是个著名的去处。每到周末,当老板兼大厨林伯哐哐敲起窗户,一盘盘又香又嫩的蛋挞纷纷出炉,一只只蒸锅、煎锅、煮锅腾腾冒起热气,最懒的人都要闻香而起,带着自己或邻居的老婆,揩着眼屎,趿拉着拖鞋挤到店里来。要一壶热茶,一碗韭菜猪红,一笼叉烧包,一坐就是大半天。
  喝绿茶的北方人,喝红茶的本地人,认识不认识都坐到一张台上。士多店的阿刚嗓门最大:“吃吃吃,随便吃,我买单!这个月我又赚了40万,不多不少,整整40万!”据我所见,此刚每月都赚“不多不少,整整40万!”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。所以天天要买单,不过别人也很客气,一次都没让他买过。刚老板的食谱是一定的:一壶铁观音、一碗牛肉粥、一笼烧卖、三块黄金糕,合计八块五毛钱,刚老板每次都给十块,找回那一块他是一定要的,那五毛嘛,心情好的时候就当小费了。但从1994年到1995年,我在这里呆了17个月,只见他心情好过一次。
  北方人大多穿得整齐,说话也比较含蓄,做建材生意的老刘,搞房地产的楚老板,“一个月一船货”的小湖南,每次来了就大讲生意经,3号桌的老刘一脸络腮胡子:“建材,好做啊!多少工地都找我要货,哈,忙不过来!前两天,大发公司给我电话,说要3000吨水泥,每吨市价加两块,我怎么说的?不给!加十块都不给!为什么?我这个人,哈,有原则!……”7号桌的楚老板戴一副金丝眼镜,一喝生滚白粥就两眼模糊:“什么叫房地产?不是造房子,不是盖楼,是圈地,兄弟,圈地!一张红线图3亿,一倒手就是13亿!13亿,兄弟!上个月我请刘处长吃饭,鲍鱼、龙虾,龙虾、鲍鱼,一个红包就是60万,兄弟,60万!现在,”他拍拍皮包,“红线图到手了,到手了,兄弟!……”小湖南来得晚,一般都坐在加桌,虽然口吃,不过从不含糊:“一个月一……船货!没……没错!一大大大船!出去七七七十万,一眨啊啊啊啊啊啊眼,七七七七七百万!东芝,有!三五,有!什么都……有!你……啊啊啊你,要啥?”
  那时我就站在旁边。根据我的总结,大发公司每隔三天就要给老刘打一次电话,每次都要3000吨水泥,从来要不到;楚老板月月给刘处长送红包,一次60万,送了十五次,一共900万;小湖南一个月一船货,十足发了大财,不过他眨眼的速度太慢了,每次都要眨上两分钟,谁听了都想抄凳子砸他。
  十年后,我到长沙出差,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,又见到了这个小湖南。那时我已经成了韦总,喝40年的茅台,抽100元的大熊猫,正喝得高兴,一个人推门进来,跟我朋友低低地说了句什么,这个朋友叫罗奇,性格豪爽,脾气也大,听得眉头直皱,说这里都是朋友,你大声说!这人满脸通红,一开口就被我认出来了:“罗罗罗,罗罗罗……总,困……困难!老婆病病病病得……,孩孩孩孩子……”罗奇哭笑不得,说行了行了,听你说话憋死个人!五千够不够?小湖南连连做揖,说够够够,够够够……了,不过罗罗罗,罗罗罗……总,还……还……还不起啊。罗奇说先救人吧,不用还了。小湖南眼泪刷地流了下来,罗奇立马叫人拿钱,然后告诉他:“拿了钱不用谢我,赶紧送老婆上医院!你他妈一谢半年,人都死了!还有,以后不许叫我罗总!罗罗罗,罗罗罗,你他妈唤猪呢?!”
  1994年的小湖南还没有这么潦倒,那时他很年轻,也很英俊,打红色领带,穿蓝色西装,袖口上有一个永远不剪掉的商标。很多年以后,我知道他叫姚恩正,也知道他没走过私,自始至终都是个业务员,跑印刷的,一个月工资800元。45岁那年,他妻子终于病死了,他把孩子寄放在父母家,一个人再次南下,从此音讯全无。但我清楚,不管他走到哪里,不管他做着什么,在某个时刻,在某家无名小店里,一定会出现这么一个人,喝5毛钱的白粥,吃2块钱的千层糕,然后笨拙地、结结巴巴地讲述一个于人无害的谎言,这谎言如此浅薄,一戳就破,却承载着他终生的理想,伟大,辉煌,永远遥不可及。而在1994年那场永不停歇的细雨之中,正是这个谎言,构成了一个人永恒的、全部的青春:
  “一个月一船货!一个月一……船货!”

  那天我和女人睡在一张床上,盖着一床毯子,枕着一个枕头。雨一直绵绵密密地飘着,到凌晨四点,路上出了一起车祸,一个16岁的少女跳楼自杀了。

  我读研究生时,和任红军住同一间宿舍,此人生平有两大嗜好,一是跟女人性交,一是幻想跟女人性交。最猖狂的时候曾经一天跟三个不同的女人交过:上午9点交一次,下午3点交一次,晚上11点再交一次,其频率之高,耐力之强,全世界的配种站都望尘莫及。每到周末,他就把我赶到图书馆,一个人在房间里拖地、擦桌子、洗裤衩、然后叫个女人进房,说是要一起思考人生真谛。那时候研究生宿舍管理很严,任某人有时思考一小时,有时思考两小时,只有碰上节假日才敢放胆思考。有一天我一直呆到图书馆闭馆,他还在沉思不止,我敲了半天门,嗓子都喊哑了,他才慢腾腾地递出一本《思想录》来,隔着门缝对我说:“读读帕斯卡尔吧,好人,人生如此无聊,怎能没有哲学?”我读了半天帕斯卡尔,他才提着裤子慢吞吞地把门打开,接着我就看到了肖丽丽,她正衣衫不整地躺在任红军的床上,一副白眼睥睨、舍我其谁的表情,好像全世界都欠她的钱。
  五年之后,我在一次酒会上又见到了肖丽丽,这时她已经成了英国大通电讯的高级商务代表,有个英文名叫维多利亚。我们相见甚欢,足足聊了四个小时,当天就上了床。大概是我长得太普通了,维多利亚始终没把我认出来,总说那是她的第一次。我说你都27了,我就不信你27年没交过男朋友,她说:“cao你妈,没有!”我说那任红军呢,五年前,在我们宿舍,你们干吗呢?没一起思考人生真谛?肖丽丽一下傻了,愣愣地坐了半天,突然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,放声大哭:“呜呜……cao你妈,呜呜……我没有。呜呜……cao你妈,呜呜……我没有。”
  关于女人,任红军有个著名的论断:女人进了房,个个想上床。同样著名的是他的“肥肉理论”:一块肥肉摆在那里,你不吃它,肥肉也会伤心的。所以每个绅士都应有仁慈之心,有心出心,有力出力,尽量别惹肥肉伤心。接下来就是技术活了,任红军泡妞十年,练出了一身招法精妙的绝世武功,称之为《泡妞十三式》:第一式投石问路,第二式欲擒故纵,第三式围魏救赵……,直到第十三式:直捣黄龙。此十三式战无不胜,攻无不取,童贞女也为之疯狂,离上帝只有一忽米。而每次说起我94年的那一夜,任红军总要这样总结:“不是女人不肯,只怪男人太笨,你他妈的,猪,猪,猪!”

  我向来不是高手,但猪也有猪的办法。在1994年那个淫雨靡靡的夜里,我抱她,她推开;我亲她,她扭过头去;我扯她的衣服,她就奋力挣扎。那张破床一直在大声尖叫,最后两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,我一身大汗,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,只好悻悻地住了手,这时她突然笑了起来,郑重其事地对我说:“阿源,我们握握手吧,你应该找个更好的女人。”
  接下来我们有很深的交往,但一直到最后,我也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。那天晚上她说她是卖保险的,我信了。过了十几天她又说自己卖汽车,我大惑不解,说你不是卖保险吗,她立刻改口,说对啊,汽车保险。又过了一些日子,她说自己是个会计,我说那汽车保险呢,她镇静地点点头,告诉我:对啊,专职做帐,兼职卖汽车保险。
  然后是楼面部长、客户经理、平面设计师、质量检测员……每一种都普普通通、薪水低廉,当我质疑的时候她就会说:“对啊,我最近跳槽了。”只有一次她当上了领导,那天电视正在放“雨润祛斑霜”的广告:“雨润祛斑,高效安全,还您一张光洁美丽的脸。”她捅捅我,说你看,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,我是公司的人事主管,管不少人呢。
  我冷笑起来,说原来我们是同事啊,我也在这家公司,干了快一年了。她一下子愣住了,手脚乱抖,突然腾地站起来,大声斥责我:“你说谎!你不在这家公司!你说谎!我……我开除你!”
  那是她第一次哭,也是唯一的一次。她总是笑,浅浅的,却很灿烂,令人心里一暖。有一段时间我很讨厌她说谎,但过了很多年,我终于明白,那些虚构的、普普通通的工作,其实只是她的理想。这世上每一种理想都很了不起,名车豪宅、名扬天下,而唯有这个女人,当她走过我的身边,最高的理想只是得到一份普普通通、薪水低廉的工作。
  她相貌普通,身份卑微,从没穿过200元以上的衣服。她总是说谎,想象着能比真实的自己高贵一点,哪怕只是一点点,却从来无人理会。她躺在我吱呀作响的破床上,盖着我破旧的、霉味浓郁的毯子,微笑着握住我的手,是我的贫寒的新娘。从此以后,每一个跟我交欢的女人都带着她的印记,不管她们多么美丽,多么高贵,我都将从她们的深处看见那个女人,她站在当年,站在原处,始终不改地微笑着,目光中一半幸福,一半忧伤。
  天亮后女人走了,走前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,还在枕头上放了20元钱。晚上像往常一样,带着男人来到我们店里,坐靠窗的7号桌,吃6块钱的牛肉面。吃完后给我一张百元大钞,笑着说:“别找了,阿源,你挺可怜的。”
  在我的记忆里,1994年就像一幅静止的油画:永远不停的雨、幽深的小巷、灯光昏暗的小饭店、一个女人坐在窗边说谎,一个22岁的男人站在柜台前,静静地看着她,看着那些谎言。
  接着台风来了,绵绵细雨变成了泼天大雨,在一处废弃工地旁边,那个女人跄跄踉踉地跑了出来,她一身透湿,嘴角满是鲜血,浑身颤抖着大喊:“抢劫,抢劫啊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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